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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琐忆》 唐弢

$$$$《琐忆》 唐弢

鲁迅先生有两句诗: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这是他自己的写照,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。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,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:“鲁迅多疑。”有些人还绘声绘色,说他如何世故,如何脾气大,爱骂人,如何睚眦必报,总之,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,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。中国有句成语,叫做“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”,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,也可以将真相埋没。我于是相信了,不敢去接近他。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,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,鲁迅先生经常在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上写稿,攻击时弊,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,他不断更换笔名。我当时初学写作,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,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。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,由于产量不多,《自由谈》以外又不常见,那些看文章“专靠嗅觉”的人,就疑神疑鬼,妄加揣测起来,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。他们把我写的文章,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,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,指桑骂槐,向鲁迅先生“呜呜不已”。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?我觉得十分内疚,很想当面致个歉意,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,颇有点惴惴不安。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,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,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,互通姓名之后,鲁迅先生接着说:
“唐先生写文章,我替你在挨骂哩。”
一切都在意料之中,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。我立刻紧张起来,暗地里想: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。心里一急,嘴里越是结结巴巴。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,连忙掉转话头,亲切地问:
“你真个姓唐吗?”
“真个姓唐,”我说。
“哦,哦,”他看定我,似乎十分高兴,“我也姓过一回唐的。”
说着,就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我先是一怔,接着便明白过来了: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“唐俟”这笔名,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。于是,我也笑了起来。半晌疑云,不,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,一下子,全都消尽散绝了。
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,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:平易近人。他留着浓黑的胡须,目光明亮,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,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。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,“能憎,才能爱。”或者倒可以说,恰恰是由于这一点,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。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,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。
对待青年,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,鲁迅先生是亲切的,热情的,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。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,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,从来不说“你应该这样”、“你不应该那样”一类的话。他以自己的行动,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,作出形象的暗示,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,不应该那样!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,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;看得多了,鲁迅先生叹息说:“倘是狮子,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,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,肥大倒不是好兆头。”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,立刻便被吓倒,自惭浅薄;这种时候,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:“一条小溪,明澈见底,即使浅吧,但是却浅得澄清,倘是烂泥塘,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?也许还是浅点好。”记得在闲谈中,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,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,克己为人,却绝口不提。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,作序,介绍出书,资助金钱,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,也乐于代劳。有一次,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,据说在北京的时候,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,靴子破了,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,光着脚往床上一躺,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,给他去找人修补。他睡了一觉醒来,还埋怨补得太慢,劳他久等呢。
“有这回事吗?”我见面时问他。
“呃,有这回事,”鲁迅先生说。
“这是为的什么呢?”
“进化论嘛!”鲁迅先生微笑着说,“我懂得你的意思,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:可怕的进化论思想。”
我笑了笑,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
“进化论牵制过我,”鲁迅先生接下去说,“但也有过帮助。那个时候,它使我相信进步,相信未来,要求变革和战斗。这一点终归是好的。人的思想很复杂,要不然……你看,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?嗯,还有虫豸。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,变虫豸,这是后来的事情。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,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。只要我努力,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,而且是应该少一些。”
鲁迅先生沉默了,眼睛望着远处。
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解释,那么,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呢?鲁迅先生对待敌人,对待变坏了的青年,是决不宽恕,也决不妥协的,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。据我看来,“横眉冷对”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,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。就战斗风格而言,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。他的气度,他的精神力量,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,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:从容不迫,游刃有余。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,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。对社会观察的深刻,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,入木三分。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,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,他的谈话,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。日本占领东北以后,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,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“公道”,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。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,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,他说:“我们乡下有个阔佬,许多人都想攀附他,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。一天,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,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,许多人围住他,追问究竟。他说:‘我站在门口,阔佬出来啦,他对我说:滚出去!’”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。还有一次,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,男女同泳,闹得满城风雨。鲁迅先生幽默地说:“同学同泳,皮肉偶而相碰,有碍男女大防。不过禁止以后,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,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。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,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,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,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,淆乱乾坤,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。要彻底划清界限,不如再下一道命令,规定男女老幼,诸色人等,一律戴上防毒面具,既禁空气流通,又防抛头露面。这样,每个人都是……喏!喏!”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,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,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。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,好几次会心的微笑,我想,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,更重要的,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,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,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。
我又想起一件事情。我的第一本书,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,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。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《闲话皇帝》的文章,触犯了日本天皇,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,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,慌做一团,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,正在捧着饭碗发抖。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,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,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——从秦始皇到溥仪,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,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,删掉了。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。我一时气极,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,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。
“哦,皇帝免冠啦!”鲁迅先生说。
“您看,还给我加批呢。强不知以为知,见骆驼就说马肿背,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!”
“骗子的行当,”鲁迅先生说,“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。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,不过自己吃了《神异经》里说的‘讹兽’的肉,从此非说谎不可,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,自然就满嘴昏话了。”
鲁迅先生站起身,在屋子里踱了几步,转身扶住椅背,立定了。
“要是书店愿意的话,”他说,“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。过去有钦定书,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,也给后一代看看,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。”
“还要让它‘流芳’百世吗?”
“这是官批本,”鲁迅先生认真地说,“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。快了!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,对内束手,只知道杀人、放火、禁书、掳钱的时候,离末日也就不远了。他们分明的感到: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,现在是在毁别人的、烧别人的、杀别人的、抢别人的。越是凶,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!”
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,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,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。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,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。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。说话时态度镇静,亲切而又从容,使听的人心情舒畅,真个有“如坐春风”的感觉。“如坐春风”,唔,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!每当这种时候,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,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。不然的话,我大概会呼喊起来。真的,站在鲁迅先生面前,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,我想大声呼喊:我爱生活!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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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ory | by Dr. Radut